翻检硬盘，发现这个稿子居然还烂在里面，翻腾翻腾，晒晒太阳。 本来是要投给一个什么杂志的。前面写了一篇俞樾和诂经精舍，还剩下半截子因为篇幅所限，没写。
人家杂志社本来续订的产品是聊五块钱宋明理学，天可怜见虽然我那时候是在忙着校读《考古图》，但对宋明理学真的一窍不通。只好央求编辑让继续写完前一篇没写完的俞樾后半截故事。勉强写完，编辑看了就爽快地毙稿，然后手动再见了。 现在重新读，倒也毙有应得，浮词满纸，分析几乎没有。让编辑为了这个稿子付钱，确乎岂有此理。（其实读到最后居然有点脸酸牙酸。。。）
前传是《西子湖头第一楼》
诂经精舍里放不安稳的书桌
无论如何强调甲午战争给中日两国造成的激荡都不为过。丧师辱国的事以前也有，这次却是大清国被“属藩”打翻在地，黄海一战，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灭，李中堂不得签订城下之盟，郁郁而对春帆楼下的汹涌晚涛。同一年，康有为他们组织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那会在诂经精舍读书的二十八岁青年章炳麟，也就和朋友夏曾佑打打嘴仗，在先生俞樾面前，还是要恭恭敬敬一个长揖，摊开《春秋左氏传》听讲。
杭州的夏天是燠热的，西湖上吹来的浩浩长风也带不来一丝凉意。农历六月，康有为那帮同志组织了一个“强学会”，向各地书院投送章程，征求会友。还抱着《左传》的章炳麟，向强学会捐了十六块银元的会费，报名入会；另外还开始看东西洋各国的书，“才有学理收拾进来”，于蜩螗国事存了别样的目光。
一八九六年七月，《时务报》在上海创刊，以“变法图存”为宗旨，梁启超任主笔，汪康年任经理。章氏阅而“目击道存”，“怀欲著述”。十一月底，章炳麟给旧交汪康年写信，陈述了他的办报理念，要“驰骋百家，掎摭子史，旁及西史，近在百年，引古鉴今，推见至隐”，有意追步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梁、康听说了章氏文名，邀其入社。年底，章炳麟离诂经精舍赴上海，任《时务报》记者。俞先生对章氏离院之事颇为不乐。
国家与革命
一八九八年正月，章炳麟上书李鸿章，企求其能“转旋逆流”。李鸿章对他的政论文章并不热心。这年春天，湖广总督张之洞见章著《春秋左传读》，反倒赏其有大才可治事，又有幕僚夏曾佑、钱恂从旁推荐，遂聘章炳麟赴鄂。当时汪康年和梁启超争管《时务报》，汪康年成了胜利者，于是将《时务报》改名为《昌言报》。七月章炳麟离鄂返沪，回到《昌言报》任职。八月戊戌变法失败，章炳麟撰《祭维新六贤文》，言列强为“犷犷丁零”，说清廷为“如犊在牢”，赞六君子是“长星既出”。九月初，章氏尚以“日本西狩祝予”的名义发表《书汉以来革政之狱》，后面列了《窦武陈蕃事》、《何进事》、《太子重俊事》、《王伾王叔文事》、《李训郑注事》数篇。政变失败后，朝廷下“钩党令”，查禁学会，取缔新政，通缉党人，章炳麟以前写了那么多维新立场文章，自然在拿捕之列，他不得不携家东避台湾。十二月，章炳麟在台湾把历年论政事、学术文章集为一编，命名为《訄书》，目录附识中有这么一句话：“幼慕独行，壮丁患难，吾行却曲，废不中权。”
同样在这一年，《诂经精舍课艺八集》刊成，俞樾在序文中大有深意地写道：
此三年中，时局一变，风会大开，人人争言西学矣。而余与精舍诸君子犹硁硁焉抱遗经而究终始。此叔孙通所谓鄙陋不通时变者也。
俞樾早些时候也和学生们说过，不学宋元理学家虚谈心性，此谓“欺世”；也不学战国策士高谈富强，此谓“干世”。爱国很好，但不能反朝廷，这是俞樾的底线。章炳麟的课艺仍编列集中，不乏《西旅献獒解》、《邦汋解》、《孟子西夷北狄当作西夷北夷说》这样的精审之作，可见他并非无法像俞先生说的那样“守先王之道”。但风气所至，人人争说办洋务、搞维新，要救亡图存。男儿应是重危行，岂为儒冠画此生。连和俞樾齐名的“清学殿军”瑞安醇儒孙诒让，尚且作《周礼政要》，明言古制，暗说变法，何况幼承庭训、长慕独行、遭际家国大变，生逢多事之秋的章太炎。
一九零零年，义和团民进入北京城，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光绪西逃长安。维新党人唐才常以为事有可乘，谋划在汉口起义，已经从团乱事件中省悟到保皇没有意义的章炳麟劝唐不要首鼠两端一边倡排满一边讲勤王，并且断发明志。结果唐才常的自立军失败了，连章炳麟都被卷入其中，但他觉得本非同谋，何必畏惧，安然回到杭州度日。
然而，第二年的新正之日，章炳麟就被迫为了躲避官府捉拿，潜身寺庙。风头平息下去之后，他到上海，朋友用明哲保身的道理劝他，章说：“辫发断矣，复何言！”友人笑道：“君以一儒生，欲覆满洲三百年帝业，云何不自量力至此，得非明室遗老魂魄凭身耶！”章氏也大笑起来。
谢本师
后来他成为苏州东吴大学教员，拜谒寓居吴门的俞先生。俞樾那时也老了，看到分别五年的门生回来，责备他“不孝不忠”：你章炳麟既然喜欢当隐士，做梁鸿、韩康不行么？如今跑到台湾去，离开父母陵墓，这是不孝；骂满洲人为害中华，还指斥当今圣上，这是不忠。大家可以把他赶出去了！章炳麟答道：弟子从先生这儿学经学，现在的经学是从顾炎武手里发展起来的，顾公的本意就是要人知道国性所在、汉胡之别，您哪里好把我当成刘殷、崔浩一般见识？
章氏此后撰《谢本师》一文，刊发于《民报》第九号，宣布与俞樾脱离师生关系。文中说：俞先生既然治经学，应该明白戎狄心为豺狼非我族类的道理，怎么还要为清政府辩护呢？难道是因为领了他们的俸禄？当年全祖望、戴震都做了清朝的官，俞先生也曾经当过翰林院编修，可是满洲人对您竟有什么恩德？假如俞先生只是通训诂，坚守民族节操，扬雄、孔颖达的学术成就也不见得比您更大。
解释一下俞章交恶中提到的这几个人：刘殷是西晋官员，永嘉之乱时陷于刘聪军中，颇见信用，擢拔至侍中、太保；北魏崔浩出身清河崔氏，而为鲜卑拓拔氏三朝名臣。浙东史学名家全祖望《鲒崎亭集》里有那么多表彰明末抗清志士风节的文章，他却曾入清廷翰林院为庶吉士；皖派经学大师戴震则为《四库全书》馆纂修官。这些人都以汉人而入仕异族。西汉大儒扬雄编成《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十三卷，开方言地理学之先河；唐国子监祭酒“关西孔子”孔颖达主持编纂《五经正义》一百七十卷，集历代经学之大成，扬、孔二人都是学术史上响当当的名字。以往待人和善平易的俞樾居然拿刘殷、崔浩来比拟章氏，辞气固然空前地峻厉；章炳麟身为学生，那辩白中虽然不免委屈，细细体味，也还是不肯低头的。俞门弟子众多，其中堪传其学术者，后代史家仍然公推章太炎。谁知这个最有前途和潜力的学生，抛撇学问也就罢了，竟目无君父，要断发易服去做什么革命党，岂不教俞先生恨憾至深。道不同不相为谋，无怪乎俞樾要勃然而怒，要求其他学生“鸣鼓而攻之”。
殷周以降，士人根据他们继承下来的知识来维持社会秩序，此外还有一套制度如征辟、科举、门阀、乡绅、书院等作为保障。然而乾嘉朝之后萧条异代不同时，学人们渐渐发现已经无法从祖宗之法中觅得安身之处，西方文明携带血与火隆隆而来，林则徐、左宗棠、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张之洞这些“名臣”要放在汉唐宋明，都是上得了凌烟阁的人物，偏偏在洋人面前，显得无可奈何。起家翰林，精通经学训诂金石文字，曾任广东湖南两省巡抚，于治河、守疆均有经验的吴大澂，甲午战中率湘军出关迎战日军，一败涂地，这个例子有些极端但不乏代表性。
利玛窦和徐光启雍容揖让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对于原来的世界，是留？是去？如何留？如何去？谁也逃脱不了这样的追问。两者都有理由可说：不有留者，无以存旧典；不有去者，无以开新知。俞樾属于前者，章炳麟属于后者，只是旧家山已然收拾不住新怀抱，因此俞章交恶，本非出自私人恩怨，却关乎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问题。读书人无非是比常人花了更多时间去学习过往的经验，对自己、他人、乃至于整个社会有反省和思考，他们能够提供的最好的东西，就是发出“理性”的声音，提醒“乌合之众”在蜂拥奔赴深渊的路上停一停；用老话来说，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至于具体怎么做，就言人人殊了。
这一歧路分襟，便成水阔山遥，先生在江南幽深的小院里读书弄孙，学生在上海阴冷潮湿的监狱里打坐静思，不知他们回忆从前春风舞雩师弟相得的日子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分别
再后来，章炳麟在经历了《苏报》案、在日本编《民报》、任民国东三省筹边使、被袁世凯软禁在京、南下参加护法运动等大事后，终于还是去了上海端居讲学。章门子弟之一陈存仁在回忆录中提到某年章炳麟到杭州的事情，推算当在一九二九、一九三零年间。到杭州的第二天，章炳麟就穿起马褂，带香烛一副、水果数件，带着两个学生去拜谒俞楼。应门的是一位老太太，由于言语不通，那老太正在扫地，竟然举起扫帚作逐客状。太炎先生排解曰：“老妪不解事，姑坐在门外，等有人出入时，再说明缘由进入。”还说，为了拜祭老师，多等数个时辰也是应该的。大概两个时辰后，门开了，走出来一个中年人。太炎先生说明来意，那人说：“曲园已经易主，所以屋内没有一人是姓俞的。”一干人遂得入曲园，庭中有枇杷树二株，犹为旧物；厅前存“春在堂”横幅一张，则为俞氏遗墨。太炎先生命陈存仁点起香烛，行三跪九叩大礼，那主人在旁看得呆了。左边厢旁是先生昔年读书处，他向主人求纸笔留几个字，主家有笔墨而无纸，太炎先生就在墙上题诗二首，黯然而别。立东风渐午天，那一去人难见，竟再也不得相见，阴阳路隔，直教人俯首无言。太炎先生要到了自己也步入暮年，见识了世事无常白云苍狗，认清了权力斗争里头种种丑恶嘴脸，体会到故国文化中晨花朝露之美善、长江大河之深湛、污泥浊水之沉重之后，才会有那种如同落叶归根狐死首丘“回向”的心吧！他已经完成为建立民国奔走呼号的任务，接下来就该继承老师的教席了，风雨鸡鸣，不改薪火相传。
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这一刻，太炎先生或许能理解了一点老师当年盛怒背后的深深遗憾吧。
